周魯
年青時(shí)讀車爾尼雪夫斯基,深為他的利己主義所感動(dòng)。這是怎樣的一種主義呢?譬如說,我正準(zhǔn)備吃早餐,這時(shí)一位朋友來訪,他也正餓著肚子,卻只有一塊面包。于是我把唯一的面包給了他,看著他津津有味的吞咽下去,我感到無比滿足。我餓著肚子把面包給了別人,不是因?yàn)槲腋呱,而是出于利己的?dòng)機(jī),是為了獲得比自己吃下這塊面包更大的愉悅。
后來讀蘇東坡,發(fā)覺他也是這樣一種人。東坡以好酒不貪杯著稱,自謂“吾少時(shí)望見酒杯而醉,今亦能飲三焦葉矣”;“吾飲酒至少,常以把盞為樂”,飲酒僅能喝下小焦葉杯三杯,且頗感自豪,自覺酒量較少時(shí)有了不少長進(jìn);常常只是把盞玩樂,還自鳴得意,“我飲不盡器,半酣味尤長”。在他看來,飲酒就像陶淵明彈無弦琴,只求酒中樂趣,不拼一醉方休,“但識(shí)琴中趣,何勞弦上聲”。他自以為,普天之下沒有人比他的酒量更差了。可是,他卻特別“好飲”,“見客舉杯徐引,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,落落焉,酣適之味,乃過于客”。東坡閑居家中時(shí),每天都有朋友造訪,每有客來,無不設(shè)酒款待,從這個(gè)意義上說,他覺得普天之下沒有人比他更愛飲酒的了。
東坡謫居惠州時(shí),有朋友給他送了些酒來,心中一高興,便一邊把盞玩樂,一邊翻開《新唐書》,閱讀《王績傳》。王績其人,歷史上以“嗜酒”聞名,隋朝時(shí)因沉溺酒鄉(xiāng)犯了瀆職罪,被彈劾罷官;進(jìn)入唐朝,貪戀美酒又以原官待詔門下省,享受官府每日供給三升酒,其弟王靜曾問他,作待詔快活嗎?王績答云:“待詔何所樂,但美醞三升,殊可戀耳”。東坡之“好飲”與王績之“嗜酒”不可同日而語。東坡好飲,每每自己釀酒,每月用米一斛,釀酒六斗,加上朋友饋送,每日可有二升五合酒,這些酒都“入野人、道士腹中矣”。
人生最大的幸福,莫如身體無病、心中無憂,這是人生之“至樂”。東坡雖屢遭貶謫,卻能隨緣自適,無病無憂,然而整天與人交往,往來的人難免有病或心有隱憂,“予安得全其樂乎?”為了保全自己身心的“至樂”,他“常蓄善藥,有求者則與之,而尤喜釀酒以飲客”。有人曾問他:“子無病而多蓄藥,不飲而多釀酒,勞己以為人,何也?”東坡笑著回答說:“有病的人得到藥治病,我便感到渾身輕快;飲酒的人酣暢痛飲,我也感到痛快舒適,我這樣做只是為了我自己!”
“勞己以為人”,東坡這種泛愛天下,不求聞達(dá),不求報(bào)償,以他人之樂為至樂的精神,確是令人景仰的。較之車爾尼雪夫斯基,蘇軾似乎“利己”得更徹底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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